浅谈农业机械化的“内卷化”问题
星光农机(603789)周二（4月19日）盘后发布年度报告，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5.85亿元，同比增长1.57%；实现净利润7943.26万元，同比下降37.01%。星光农机十年一剑，成功登陆A股，在农业机械行业成为争相模仿的对象，不少企业正快速走在计划上市和上市的路上。从目前来看，星光农机业绩下滑尚在情理之中，老总章沈强属于重资产投入者，不惜代价地追求产品品质（这也是星光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谨慎布局产品线，类似曾国藩“结硬寨，打死仗”的成功范式，应当值得点赞。同时，行业里还有不少企业，纷纷感叹，公司越做越大了，但是利润越做越薄了，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只能涅槃再生、苦战过关，不能消极避世、跨越发展。
试看，笔者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分析这个问题。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换言之，我们需要看这种劳动与产出的现象对比。一年一季的东北地区人民比一年两季的黄淮海地区人民普遍要富裕一些（纯种地来说），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本质是人地比例悬殊问题。东北地区人少地多，黄淮海区域人多地少，即使黄淮海区域一年两季（有的记载显示部分地区两年三作），充分甚至过分利用了土地，但也抵消不了人地比例的压力。反过来说，并不是黄淮海区域特别适合一年两季，而是这里人多地少，不得不采取变相的扩大耕地面积的办法——一年两季来实现经济效益。即使现在化肥、农药、机械以及科技的投入扩展了农业生产，但是人地比例仍然是尚未攻破的苛刻限制（黄宗智语）。
那么，在这个人地比例严重限制的国家环境下，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要如何转型呢。从世界农业发展角度，又该如何认识中国的特色问题呢？
试看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高见，他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一、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现在很多人仍然在强调中国要学习大农场农业。但是，大农场农业是因为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不可能搞大农场。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像日本、韩国也是原住民国家，都没有大农场。像日本现在要加入TPP，最大的难题就是农业，一旦加入，面对着大农场低价格的农产品竞争，日本农业必垮无疑。所以说，东亚的原住民社会永远不可能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农业直接竞争。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二、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
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形成中小农场，也同样没有跟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普遍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会下降，农业就会维持不住。
三、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
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而中国农业目前是这种状态：一方面是东亚原住民国家，但又不采行“东亚模式”，而试图采行美国的大农场模式，像现在讲的产业化、大规模、集约化等这一套，都属于这种模式。说得直白一点，我们是原住民的小农经济，没有条件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错误。
英雄所见略同，华中师范大学曹阳教授指出：
在中国特定的资源约束与制度约束下，农业生产环节的专业化与农业生产环节的规模化经营是市场化改造小农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建设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要追求单个农户拥有多少农机，而是要追求农户整体农业生产环节的农机服务覆盖率。因此，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应以专业化、市场化的农机服务为主体，绝大多数的农户并不需要购买农机，而只需要购买专业化、市场化的农机服务。
也就是说，目前农机产品的购机对象虽然是以服务为主，但是农民作为典型的购机群体，而且这些购机的农民还要自己种地（自己种地不是关键，关键是此类群体属于从农民向农机专业服务者转化的初级阶段）。笔者曾有一个论断：农业机械转型升级的出路在于减少购机群体数量，提高产品的服务覆盖率，繁荣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对企业来说，提供能够提高作业服务覆盖率的产品，才是企业战略发展的根本所在。要提供服务性产品，而不是生产资料产品，这是企业在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下应当进行思考的大课题。如何培育专业服务组织做大做强，而不仅仅从思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出发。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不是要追求每个农户都拥有农机，也不是追求平均家庭拥有农机的数量，而是要追求农机拥有者对农业生产环节的服务覆盖率问题。我们在作农机化年度总结的时候，不但要看农机动力增长幅度等平均化的整体指标，还应当检查一下购机群体的数量变化情况，只有购机群体数量下降，才能证明农机使用群体集中度提高，社会化服务组织繁荣，才符合社会化分工的原则。
最后，回到根本问题上来说，农业机械化也存在内卷化的趋势，随着农业机械化成本的投入，土地产出的边际效益也会降低，除非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服务覆盖率，以专业化服务的规模效应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的国际化竞争力。笔者也曾呼吁，不要误导农民成为农机发烧友，关键是农业生产的提质增效。在目前人地比例的严格限制下，在二三产业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力的情况下，农机行业应该更多理性的思考，方向不能一边倒，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很有必要。
农业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人力密集（主要是劳动力，人海战术）的时代，正在经历资本密集（化肥、农药、农机等）的时代，未来还要进入智力密集的时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仰视你，北大荒》一书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垦区的两自理（生活费，生产费自理）和四到户（土地、机械、核算、盈亏到户）的家庭农场经营机制和“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基本完善，现在20多万个家庭农场成了这片土地的经营主体。故而，笔者认为，如何促进小农联合成为规模经营，恰恰是资本密集后时代应当解决的问题。
正如陕西师范大学郭剑雄教授指出的那样，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业物质资本深化和人口生产转型带来的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是工业化过程先后形成的驱动农业发展的两大机制。其中，前一机制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化农业相联系，而后一机制则是促成工业化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的关键因素。
最后，笔者抛出的问题是，如何加快进入农业发展的智力密集时代，打破农业机械化的内卷限制，创造和实现新的农业经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