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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供给侧 农民增收仍存障碍

2016-01-04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再次聚焦“三农”,相关内容开始浮出水面。

据接近农业部的专家介绍,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拟定标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下一步在经过修改、完善之后,按照惯例,预计将在1月底或2月初对外颁布。

与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意见》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基本要求是,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有效供给”,就是在农产品的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上,要与社会的总体需求、消费者的需求相契合。通俗讲,农产品生产并不是越多越好,比如,像今年国内玉米市场凸显的供过于求,国家库存严重过剩,农户生产的玉米卖不出去,对国家、对农民来说,都是一种浪费、一种损失。

“有效供给”还包括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降低”主要是指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提高”则是指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农民的种粮收入、种地收入水平。

前述接近农业部的专家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总结只有9个字——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在“补短板”方面,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如何尽快让农村发展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这样“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才不会落空。

农业供给侧

去年12月25日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讨论上述《意见》的讨论稿。

据前述接近农业部的专家介绍,在讨论稿中,最为受人关注的是提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与之前中央高层强调的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脉相承。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等专家对农业供给侧改革有进一步的分析。多位“三农”专家都一致认为,基本上,下一步推进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

牛犁的分析是,在供给层面,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底线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从数量上说,中国已经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质量上看,中国高端农产品的丰富程度显然还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农药残留、水源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未来政府加大“三农”领域的改革力度,在提高优质农产品供给上做文章,最终让农业变成一个真正赚钱的行业。

李国祥、郑风田都提到,今年河南、东北等粮食主产区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建议要尽快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李国祥认为,目前中国农产品缺乏价格竞争力,主要是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引导土地股份合作制,让农民以入股形式参与分红,再有,就是促进农业机械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药、化肥的利用效率,真正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

前述接近农业部的专家表示,现在相关部门对“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三方面的改革思路已经基本清晰,简单来说,去库存,就是要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国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降成本,是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补短板,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而据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潘文博去年11月所说,目前,推进新一轮农业调整的总体思路已经明晰,下一步,农业部将按照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引领,生态保护优先”,提升产能,形成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业发展格局。

对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潘文博的说法是,稻小麦两大口粮的自给率希望维持在100%,谷物自给率是在95%以上,棉、油、糖,棉花的自给率基本上要满足国内的消费。对食用油具体的要求是,自给率要稳定在30%以上。

前述接近农业部的专家补充表示,在下一步推进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中,中央还首次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对于粮食生产、“粮食安全”不再是片面的、一味的强调产量、数量,而是就是要从过去的产量增长、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大大拓展了“粮食安全”的内涵,这个转变也可以说是带有革命性的。

全面小康

2016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意见》在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以此来推动实现“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现在中国农民收入已经保持了连续6年的增长,而且还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也就是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正在在逐步缩小,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数据支撑下,仍然有一些关注“三农”的专家,认为农民的收入提高速度太慢,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太小,对农民工、对农村老人的社保支持力度还太小。

前不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曾公开表示,这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然略有缩小,但并不是农民的务农收入真正增加了,而是农民在城市的打工收入占到整个收入的40%。从目前来看,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会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企业发出来的钱算到农民收入的头上,只有在中国城乡分割的特殊背景算成农民收入”。

宋晓梧还表示,现在社保体制覆盖最差的就是农民工。现在有的专家还建议,为农民工建立单独的社保制度。他认为,解决农民工社保覆盖差的问题,不是单独建立社保制度,而是让他们尽快市民化,融入城市,能享受和城镇职工一样的社保工资待遇。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农民工及子女也被排斥在外,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尽快予以解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也关注农民收入问题。在2015年11月28-29日召开的中国改革年会上,他表示,如果农村发展不起来,农民富不起来,“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会落空。

高尚全认为,现在农村发展长期滞后的重要原因,是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用地难以变成资本,农民难以获得财产性收入,应该通过土地制度等改革,应该“以合法的方式,让农民的袋子鼓起来,农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

对于目前仍然存在的多方面影响农民提高收入的制度性障碍,前述接近农业部的专家分析表示,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到了要“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意见》在这方面也有进一步的安排部署。近年来,中央一直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产业,希望借此加快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从而也为提高农民种粮、种地收入多提供一些保障。

下一步,有关方面将继续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还会逐步将社会资本引入农村网络基础建设,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预计通过这些手段,将会大大有效地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以此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更多的、更有效的保障。